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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评‘斯大林向德乞和说’”一文的信
来源:郑异凡   时间:2007/6/25
《探索与争鸣》编辑部:
        贵刊2006年第10期刊载了金重远教授的“评‘斯大林向德乞和说’——兼与郑异凡先生商榷”一文,我读后想说几句。拙文标题写得很清楚,是“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”,到金文却成为“向德乞和说”,一字之差,语意大相径庭。媾和是在一定力量对比下的产物。凡两国交战,结局无非几种:一胜一败,败者投降;打成平手即不胜不败,媾和了事;因力量悬殊而一方求和,缔结屈辱的和约。这后一种情况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已经有过,这就是列宁极力主张签订的“布列斯特和约”,但还未见有人因此指责列宁“乞和”、“投降”,列宁的功绩也没有因此而逊色。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斯大林打算媾和就好像否定了斯大林的“伟大功绩”似的!
        关于斯大林曾打算媾和的问题,大可不必同我“商榷”,我不过列举了所看到的有关说法和资料,对这些资料我目前没有足以否定的根据,只能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。4个立场观点各异的人提供了大同小异的说法,不能不引起历史工作者的重视。我倒是希望有专家学者能有根有据地去驳倒这些说法,证明这些说法以及支持这种说法的档案纯属伪造,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。记得以前曾经看到一份档案,说斯大林是沙皇政府的“奸细”。有俄国学者反对这种结论,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。其反驳的方法不是去论证斯大林是钢铁,从他的革命历史看,不可能干这种肮脏的勾当,而是直接针对这份档案,证明档案从公文格式到使用的公章都存在疑点。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“奸细”的说法。这是科学的反驳方法。在我所列举的几种资料中,贝利亚、别列什科夫和朱可夫的说法是“旁听”来的,恐怕难以核实。但卡尔波夫在《斯大林大元帅》一书中所援引的是档案资料,要否定斯大林媾和的说法,需要否定所举档案的真实性。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,对中国学者来说更是如此,但舍此别无他途。
        作者的立场态度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,用一句“非斯大林化的产物”回答不了问题。贝利亚是斯大林的亲信,他在狱中供出他曾参与此事,这对他本人并无好处,不能为他增添光彩。朱可夫和别列什科夫早先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此事,后来增加了这些内容。在苏联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下,一些回忆录被禁止和删改,这早已不是秘密。以后的版本不同于先前的版本,个中因由不难理解。至于“非斯大林化”的帽子是绝对加不到作家卡尔波夫的头上的,他的大部头著作《斯大林大元帅》是一本彻头彻尾的“斯大林化”的著作,是给斯大林歌功颂德的著作,他根据档案提出此事显然不是要给斯大林头上“泼脏水”。  不要过高估计国际的承诺和保证。外交的潜规则是只要有利于我什么都可以干,苏联也不例外。苏联同希特勒德国签订秘密议定书可以矢口否定,枪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可以嫁祸于人,而西方开辟第二战场的许诺可以迟迟不兑现,如此等等在历史上还少吗?所谓不单独媾和的许诺,显然不足以阻止媾和的尝试,何况这还是在战争初期的事。如果要考察斯大林是否有单独媾和的意图,那么应当考察在此以前斯大林的全部行为,他对德国的态度,他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,他对德国突然袭击的反应,而不是谈斯大林以后的表现如何英勇无畏,如何坚决果断,如何“钢铁”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,随着战局的变化,向后方疏散和工业设备转移的实现,战时体制的建立,盟国援助的到来,斯大林完全会坚强起来,再不言和。试想在兵临柏林的时候谁会想去同德国媾和?斯大林以后的行动不足以反证初期的表现。
        有些历史问题并不是一下子能够弄清楚的。如贝利亚的供词,即使在审讯档案中找到,但当事人(斯大林、莫洛托夫和贝利亚)均已不在人世,很难核实。朱可夫和别列什科夫是“旁听”得到的信息,人们看到的只是当事人的口述(回忆),只能拿来互相印证,做出初步判断。卡尔波夫提供的档案没有注明出处,还有待进一步核实(一般说来我们做不到,只能寄希望于俄国历史学家),但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否定的。历史上的未解公案很多,斯大林媾和一事也许就是一桩有待历史去解决的疑案。我说这些并不想责难任何人,而是希望学者们找到一种可行的求解方案,在这里需要的是科学的认真的态度。不知道说清楚没有。

        顺祝
撰安!


郑异凡  2007年1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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